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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金融行动 助力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 在“2021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的演讲
尊敬的小川会长、桂平副会长,各位专家、各位领导: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是金融界学术交流的思想盛宴,权威性、理论性都非常强。我本人长期从事实务工作,今天主要结合建设银行的探索,就金融助力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建设银行在四年前开始提出新金融理念,推进新金融实践,主要是基于新时代金融逻辑的几个转变。
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金融工作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特别是要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就需要金融机构配套与之相应的金融产品。
二是金融科技在全球快速发展,为金融创新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让我们有机会和能力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把金融服务覆盖到过去没能覆盖到的一些领域。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做金融都是向西方学习,主要学习华尔街的金融制度和管理经验,实践上遵从“二八定律”,服务金字塔头部20%的客户,以获得80%的收益。这是基于市场竞争的逻辑,但实际上导致了80%的群体难以获得金融资源。过去大银行不是不想服务小客户,主要是能力上做不到,“非不为也,实不能也”。金融科技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更好履践国有银行初心使命的能力支撑。
三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传统金融逻辑也在发生改变,华尔街模式不断受到挑战。托马斯·皮凯蒂等经济学家也相继提出需要高度关注贫富差距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金融确实会助推贫富差距的扩大。比如,20年前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头脑灵活、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的,靠按揭贷款买了房;比较保守或者需求没那么强烈的,准备攒够钱再买房,现在就可能属于不同的财富阶层。当然,从个体来讲有主观上个人能不能抓住机遇的因素,但其总体后果是要全社会来承担的。所以这不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而需要社会集体负起责任来认真加以解决。基于这些背景,我们必须在新的金融逻辑下设计新的金融产品。
既然中央有明确要求,技术能力也跟上了,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变化,建设银行就顺势提出要发展有别于传统金融的新金融,重塑银行服务投送能力,尽可能让更广泛的机构和个人便利化地获得金融资源。其实就像教育和医疗等公共资源一样,金融资源也有配置的公平性问题。例如,最近爆雷的某企业,集聚了2万亿左右的债务。1999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承接几家大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时,建行的总资产也就2万亿左右,现在个别公司的负债就达到这个规模,这也说明金融资源过度不当集中确实会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建设银行开展了新金融实践。今天,我在这里简单讲几个案例。
一是普惠金融。建设银行推出普惠金融战略之前,对小微企业放款一年不过200—300亿,余额才4,200多亿,不良率却高达7—8%。现在,我们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综合运用外部征信、税收、工商以及内部交易流水等数据,对小微企业进行立体全息画像。多一个数据指标就多一个评估维度,对客户画像的精准度就更高。我们创新推出“惠懂你”App,手机端实现“秒申秒贷”,让小微企业贷得到、用得起。基于这样的转变,建设银行的普惠贷款投放迅速放量,2018—2020年分别为2,200亿、3,500亿和5,500亿,而且不良率能稳定地控制在1%左右。这就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已经不是一个“盆景”,我们逐步具备了把普惠金融做成“森林”的能力。做“盆景”很容易,但培育“森林”其实很难,贷款数据的增长已经证明了这种倍增效应。正如小川会长刚才所讲,大银行有比较成熟的风控体系,其实我们推出数字普惠初期也借鉴了一些互联网头部企业的经验,但银行的优势在于有成熟的风控体系,而且始终在审慎地重检模型,不断打磨颗粒度、提升精准度。建行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房地产贷款余额7万多亿,但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普惠金融贷款余额就已超过1.8万亿,预计今年底或者明年初将会超过2万亿。这是一个质的转变。
二是住房租赁。过去有个很响亮的口号是“要买房,到建行”,四年前我们提出“要租房,到建行”。关于房地产问题,小川会长说过要防止“明斯基时刻”,我们也确实感觉到房地产金融风险很大,所以提出要改变发展方式,逐步从解决买房转向解决租房,这其实也是基于普惠的原则。房价已经很高了,再调控也很难直接解决低收入群体、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年轻白领们买不起房的问题,这时候就要围绕租房设计产品了。我们基于互联网的逻辑,开发公租房信息系统和住房租赁平台,帮助政府提升市场监管能力,目前已联网覆盖全国360多个城市。资产管理业务其实包括货币资产和实物资产两种形态,过去银行的资产管理一般都只注重围绕货币形态设计产品。我们提出“要存房,到建行”,推出“存房”业务,使家庭和企业闲置的房源可以像存款一样“存”到建行,再有效投放到社会,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通过设计产品把这些空置的房子“挤压”到市场上来,对银行也是巨大的机会,这就是实物形态的资产管理。在这方面,建设银行做了很多探索,目前管理存房已经达到12万套,已经并将继续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运行模式。这些房源并不是由银行直接去管理,而是联合市场上资质信誉好的专业公司运营,银行提供金融服务和阳光交易平台,使得客户更加放心。买卖房屋是一次性的,交易结束之后银行服务就结束了,但是房屋租赁可以使两者的关系长期发展下去,所以住房租赁对银行获客也有巨大促进作用。此外,建行围绕建筑业产业链发起成立产业联盟,统一装修、配置家电,压低房源改造成本,使建行提供房源的价格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同时,通过引入物联网技术,统一配置的智能家电建立起银行服务居民的新渠道,会推动一系列新业态的诞生。我们深感作为国有大行有责任助力解决住房难题、化解房地产行业的潜在风险,并在广东、上海、南京等地做了一些尝试,效果都不错,北京的项目也在推进之中,这些其实都是普惠性的。
三是“技术流”评价体系。300多年来,银行业一直沿用的是英格兰银行的“资金流”财务评价体系,需要以固定资产抵押担保。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建行推出了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不是单纯地看“砖头”也就是固定资产,而是看企业的技术创新、专利等信息。建行在深圳、北京等地设立了“创业者港湾”,为科技企业提供“融资+直投”的综合服务,给予企业资金支持的速度比硅谷银行还快。另外,小川会长刚才也谈到中小银行的金融风险问题。大银行依托多年的科技投入,形成了风控技术优势。但金融安全更多地取决于整个生态,再大再好的银行有时也很难独善其身。因此要有“同业命运共同体”意识,不能仅凭科技优势竞争逐利,而是要和同业共同打造适应未来的风控体系。几年前,建行就开始对外赋能,主动向960多家中小银行输出风控模型,帮助其提升风控能力。同时,我们认识到,实现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没有全行业强大的系统支撑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金融科技公司不只是为建行开发建设信息系统,也为国开、进出口、农发和恒丰等银行提供系统建设或咨询服务,效果都比较好,这其实也是共享和赋能,还能给银行带来新的盈利模式。建设银行在努力朝着“最懂金融的科技集团”的方向发展,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也都随之显现。
四是智慧政务。除了赋能金融同业,我们还利用建行的金融科技能力助力数字政府建设。目前已经与28个省级政府签约,相继建成云南“一部手机办事通”、重庆“渝快办”等13个省级政府“互联网+政务”“互联网+监管”平台,助力京津冀、西南五省率先实现政务事项跨省通办。通过对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务事项目录和实施清单的系统梳理比对,提供房产证明、婚育、养老等300多万个政务服务事项的查询办理。银行网点的功能逐渐被网络取代,人们不需要到网点就可以办理金融业务,曾经辉煌和赖以盈利的网点未来都可能成为负资产。现在,在科技的加持下,银行网点具备了政务服务的功能,成为百姓身边热闹的政务办事大厅,这也是在践行开放共享的理念。再比如,我们把1.4万个网点向社会开放,建立“劳动者港湾”,让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出租司机等户外劳动者都可以来充电、热饭、上厕所,传递对于户外劳动者的一份尊重。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和使用“劳动者港湾”资源,我们还开发了一个App,现在实际使用人数已超1,200万。“劳动者港湾”的设立也是基于共享的理念,这对我们是举手之劳,但对户外劳动者来讲就特别重要,好多出租车公司、环卫公司都自发组织员工到建行集中开户,将近500万人通过“劳动者港湾”成为建行客户。这虽然并不是我们最早设置“劳动者港湾”的初衷,但这些劳动者的纯朴回报,让我们更坚定了要服务大多数人而不仅是少数人的新金融理念。在未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像这样相互赋能、彼此加持的服务理念还会催生出更多新的银行运营模式。
最后,我再介绍一下“裕农通”。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要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重修农村金融“水利工程”,助力实现金融资源的公平覆盖和有效触达。建设银行在90年代向商业银行转型的时候,曾收缩和退出了部分县域机构网点。从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改制,不考虑成本是不行的,这也是当时大银行的一种无奈选择。现在,建设银行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不仅回到了县域,还在农村设立了“裕农通”服务点。依托金融科技的投送能力,我们把存贷汇缴投等金融产品和政务民生服务等集成到一个小小的科技终端。互联网使得现代金融无远弗届。如同在大城市不需要到银行网点办业务,在农村也可以不建立网点就让村民享受现代金融服务。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和逻辑,“裕农通”已覆盖全国近80%的村庄,有的村庄甚至设立了两三个,完全能够满足村民的日常业务需求。由此看来,现代科技为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提供了技术支撑,同时,有限的金融资源又可以借助科技手段得到更公平有效的分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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